2018年，于云天赴北极进行采访拍摄。
“冥冥之中可能有某种暗示，我这一生应该是要云游于天地间的”。因为自己的名字，于云天一直觉得自己与民航有着与生俱来的缘分。这种缘分让他拿着相机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，在光影交错中捕捉世间万物的精彩，探寻人们的心灵顿悟。“这是一个艰辛的创作过程，也是一个独享生命欢乐的过程。但如果没有民航，这一切都无从谈起。因此，这个过程让我对民航充满了感恩。”于云天说。
年轻时投入，想干的事总能干成
在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之前，于云天曾经拍过电影。1976年，正在华北油田宣传部工作的于云天带着一部甘光16毫米电影摄影机奔赴油田会战前线，完成了一部反映32111钻井队成功处置井喷事故的专题纪录片。在这部纪录片中，编导、拍摄、剪辑、录音等工作都由他一个人完成。在拍摄电影之前，于云天的志向是成为一名画家，曾经跟着美术启萌老师一起创作毛主席巨型雕塑。那时他的父母送给了他一部国产的上海582照相机，主要用途是为绘画收集素材。
而这些都在1982年发生改变。当年底，于云天从中央美术学院调入民航局工作。“在最开始进入民航的时候还不是专职摄影，而是在民航局运输司下辖的广告室，主要负责航班时刻表的设计制作，还有就是参与拍摄民航挂历”。
在那个年代，挂历作为百姓的基本生活用品，家家必备，而民航挂历又以空姐的靓丽造型和飞机的现代感备受欢迎。
“为了保证拍摄、制作的水准，我们那时都是在飞机客舱里拍摄的，效果非常棒。但有时条件不具备，我们就只能自己画飞机。”于云天回忆起当时的情形。得益于扎实的美术功底，他曾经用3天时间在摄影棚里画了一张巨幅飞机客舱内景作为拍摄背景，客舱里的设施、布局、光线都是以写实的手法进行逼真的描摹，在拍摄时通过相机的控制使背景虚化。而让他非常得意的是，“照片冲洗出来以后，大家都以为是在客舱里拍的”。
“其实不论是绘画、电影还是摄影，年轻时你只要投入地去干一件事情，最后总能干成。”于云天说，“1983年我调入《中国民航》杂志任摄影记者，一方面负责民航业采访；另一方面，根据杂志的定位和要求，完成风光、民俗的拍摄。由于策划、拍摄、写作我一个人就能完成，有更多的机会去各地采访。”
“光杆司令”的雄心
1992年春夏之交，于云天被任命为《中国民航》杂志主编。“1989年杂志因故停刊，1992年接到新闻出版署通知，说如果再不复刊的话，杂志刊号就要被注销了。所以决定复刊，并由我来承包接管。”于云天说。
然而，当时除了上级单位的一纸任命外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投资商、印刷厂、办公地点都需要于云天或通过别人牵线搭桥，或自己上门用杂志广告去交换。“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。作为主编，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杂志被读者认可”。于云天坦言，接手之初方方面面的压力都很大，但最让他看重的是如何在内容方面下功夫，使杂志成为一份丰富的文化艺术大餐。于是，散文类专栏请来了作家冯骥才，艺术类请来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主持《美的巡礼》栏目，图片摄影请来了摄影家朱宪民、严钟义，杂志设计请来了著名的设计师邵新。1993年第一期《中国民航》开设了《航拍》专栏，首期发表的是严钟义拍摄的一组照片，而专栏栏头“俯瞰大地”4个字则是由当代版画名家、于云天的爱人赵晓沫题写。
没钱没地儿也没人，“光杆司令”于云天拳打脚踢，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《中国民航》的复刊工作，所有稿件都由他上门去约。复刊后第一期杂志的版权页上，“主编”和“本期责任编辑”两项后面的署名都是于云天。杂志封面他选用了自己在1989年拍摄的珠穆朗玛峰的照片，雄伟、磅礴，也契合了他的雄心：“我是个完美主义者，在杂志的内容和设计上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。”
其实，“做到最好”不仅是做杂志、拍照片，在各种事情上都是如此。1996年，应江西美术出版社邀约，他开始撰写《我思故我行——于云天高山峡谷拍摄记》一书，前后用了近5年时间才完成初稿，而书在2002年出版后竟然脱销。2010年，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再次出版该书，又是脱销。“今年，邮电出版社打算出第三版，加上我近几年在南极、北极采访拍摄的经历，以及对摄影艺术一些新的思考和感悟。”对于第三版《我思故我行》，于云天充满了信心。
从《九歌》到《方舟》
1985年，于云天搭乘波音707飞机到拉萨参加活动。虽然只是当天往返，但在飞机上俯视青藏高原的雪域群峰时，他的西藏情结再也无法割舍。
第二年，他就获得了去阿里采访的机会。“现在从北京去阿里坐飞机很快就能到达，但那时候可没这么方便，要先到乌鲁木齐，再到叶城（叶尔羌），然后坐车到狮泉河（阿里行署驻地），路上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。”于云天回忆起第一次进入阿里采访时的情形仍然激动不已。其实，当时除了交通不便外，还有通信不便，于云天每次向单位汇报工作都只能通过电报，而这些不便让他在阿里投入地采访了两个多月。此后的几年，西藏一直是他拍摄的重点。“那段时间算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小高峰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往西部跑。依托民航的便利性，仅西藏就去了好几回”。不懈的努力在1989年获得了回报，当年他的组照作品《九歌》获得了首届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。
“摄影是一种记录，但记录的过程也具备艺术价值，可以用艺术的手法进行创作”。1986年，他来到珠海直升机公司进行采访，被告知附近正在进行直升机吊装高压线塔作业，于是迅速赶了过去。时值正午，于云天在现场进行了简单的观察之后，以太阳为背景，用剪影的手法来表现，最终无论是新闻要素还是作品的力度都得到了完美的呈现。
1994年，于云天从《中国民航》杂志主编岗位上卸任之后，集中精力在摄影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。2006年，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出了一本小册子《风光一把》，在序言中他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：“‘风光之后的风光’将呈现出怎样的变数和格局”，并开始思考如何转型和突破。2010年，他的转型代表作《方舟》问世。“在拍摄时我想到了《圣经》里的诺亚方舟，那是一种隐喻，是一种对西方哲学的体现，但在形式上仍然是对东方‘禅’的静气的把握”。于云天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对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思考。
“我曾在很小的时候拜师学画，后来去中央美术学院工作是想重拾画笔。只是没有想到，从1982年进入民航直到今天，摄影竟成了一生的归宿。不过，在那个年代，坐着飞机、拿着相机去拍摄，这种诱惑谁又能抵挡呢？”年轻时的于云天奔跑在路上；而现在，年近古稀的于云天依然在奔跑。“从2017年底到现在，我的飞行里程是38万多公里，平均每隔三四天就要坐一次飞机。云天之上，看来是我这辈子命中注定的了。”说罢，于云天纵声长笑。（《中国民航报》、中国民航网 记者严宽、张哈斯巴根）
于云天
1950年，出生于山东泰安。
1983年，任《中国民航》杂志记者。
1989年，作品《九歌》荣获首届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。
1992年，任《中国民航》杂志主编。
1997年，应美国亚洲艺术协调议会、丹佛市阿瓦达艺术中心邀请举办“美丽中国”个人摄影作品展，在斯坦福大学举办“走过西藏”摄影讲座，被 评 为尼 康 NIKON——Wetaketheworlds greatest picture国际知名摄影家。
1998年，应邀访问古巴，同年举办“古巴行”摄影展。
1999年，在美国休斯顿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“美丽中国”摄影展，入选英国剑桥《世界名人录》、美国摄影协会《世界名人录》。
2001年，出版专著《我思故我行——于云天高山峡谷拍摄记》。
2002年，出版《共有的家园》摄影画册。
2003年，在奥地利维也纳总理府、维也纳大学举办“美丽中国”摄影展。
2010年，《我思故我行——于云天高山峡谷拍摄记》再版，被评为2010年度“中国最美的书”；2011年被选送赴德国莱比锡图书展代表中国参加“世界最美的书”评选。
2013年至今，任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副主席。
2018年，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摄影艺术家于云天》画册出版。
1983年11月，于云天到湖北沙市采访中国民航第十五飞行大队。当时，中国民航正逐步脱离军队建制。图片上飞行员的服装还是空军的皮夹克，但帽徽已改成中国民航的徽章了。
1986年，于云天在珠海直升机公司采访时拍摄的直升机吊装高压线塔作业。
1992年《中国民航》杂志复刊，复刊后的第一期封面是于云天拍摄的珠穆朗玛峰的照片。
2010年，于云天的转型之作《方舟》问世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展现对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思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