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革开放犹如一双巨大的引擎，助力我国民航展翅高飞，鹏程万里。2017年与1978年相比，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增长362倍，年均增长16.3%，各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。我在民航局工作先后30多年，目睹了以往民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，参与了部分工作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应约撰稿，就先写写所了解的第一轮重大改革。

　　率先启动

　　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，他也亲自谋划了和推动了民航的体制改革。据历史资料记载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他每年都对民航作出重要指示，要求民航要加快发展，改革开放要走在前面。

　　我国改革开放拉开序幕，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。而在此之前，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，所作的重大决定之一，就是恢复邓小平同志工作。可在当年4月的一天，邓小平同志即将恢复工作之时，就听了时任民航总局政委余立金和副局长沈图的汇报。据《沈图回忆录》记载，那天小平同志兴致很高，对民航的改革与发展提出许多重要意见，最后归结起来是“民航的工作，一要抓训练，二要抓整顿、改革。”

　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，1978年10月9日，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西威尔先生，民航总局局长沈图、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同志陪见。他在会见前听取两位局长汇报，会见完又进行交谈，要求加快民航和旅游业的发展。他说，民航在现代化社会是不可缺少的部门，要想办法把步子迈得大一些。特别强调，“按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，要按企业来办。要把军队的一套改过来。”这一重要指示，为推动民航发展指明了方向，确定了改革的基调。

　　小有曲折

　　1979年初，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，中央决定改革民航管理体制。这一年的2月19日至3月10日，民航总局党委五届九次全体（扩大）会议召开，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讨论部署工作重点转移和体制改革。但会议进行到中间阶段，又宣布改革暂缓进行。后来看得越来越清楚，这是由于思想观念的束缚，有关方面对实施改革没有给予理解和支持，也可以说是遇到了一些阻力。

　　3月5日，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开会，民航会议全体代表和局机关领导干部参加，中共中央副主席、主持国务院常务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，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，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等领导出席。李先念同志在讲话中说，为稳妥起见，改革民航领导体制的决定暂缓执行。这一决定是正确的，改革的方向没有变。大会之后又进行了分组讨论。我当时作为会议工作人员，负责整理小组讨论简报。听代表们前一阶段发言集中讲改革十分必要，后一阶段一些同志又侧重讲维持现状有什么好处。我们对这些发言是有闻必录，如实反映，但也感到情况比较复杂。

　　1979年10月12日，邓小平、李先念等领导同志视察北京首都机场新航站楼（即现在所用的T1），邓小平同志又对民航作了重要指示。他说：“现代化的设备要有高水平的人才来管理”。“民航的职工要招录从严、训练从严、管理从严、纪律从严。要公开招考，薪金可以高一点。企业要有录用与解雇之权。”我在编撰《中国民航年谱》时，沈图同志的夫人王郁大姐提供了老局长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作日记，看到所追记的这段话，我原原本本地进行了转载。可以看出，当时体制没改，但他已把民航按企业来对待了，民航企业化是他的核心思想。

　　实施到位

　　民航第一轮体制改革，比原定时间推迟了一年。1980年3月5日，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发出《关于民航总局不再由空军代管的通知》，明确除航行管制仍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》执行外，其他工作均向国务院请示报告。随后，国务院发文确定了相关具体事项，包括终止义务工役制。民航总局的机构编制，由原来参照军队按指挥部、政治部、后勤部、工程部设置，改为按政府部门的司局序列设置。

　　军民航发展关联度很高，民航在很多方面需要部队支持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成立了军委民航局，后来较长时间在相关方面归军队领导。“文革”期间则完全纳入军队建制。这在当时国家秩序混乱的情况下，对保持行业稳定和正常运转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实行义务工役制保证了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对文化程度也有一定要求。但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原有体制就不合时宜了。要通过改革，实行军政分管，按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，走企业化道路，才能促进民航业的发展。

　　《邓小平年谱》在1980年有一段记述：“2月14日，听取沈图对民航工作的汇报。指出：民航一定要企业化，这个方针已经定了。民航总局归国务院直接领导是一个重大的改革。”值得注意，这是在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改革文件下达之前所讲的话。结合前面改革推迟的变化，更能体会他对民航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。记得当时为配合民航的改革，《人民日报》还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，题目是《民航要走企业化的道路》。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之下，这步改革顺利完成。（作者李军 为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副局长、党组副书记，现任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）

　　（来源：中国民航报）